舒淇的首部执导兼编剧作品《女孩》，在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荣获金狮奖提名，并斩获釜山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同时还获得了主竞赛最佳影片提名。这部以女性为主题的影片，迅速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影像作品之一。
刚开始观看时，观众可能会以为影片讲述的是一段充满激烈冲突的家庭暴力故事，但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发现这部作品以一种极为细腻且温和的方式，刻画了女性群体跨越代际的生存困境。这种不急不躁的叙事方式，反而赋予了影片更强的情感穿透力。
影片关注三位女性的命运：少女林小丽，她承受着家庭暴力的创伤；她的同学李莉莉；以及小丽那位历经磨难的母亲。她们的生活轨迹被同一个人物——父亲紧紧牵引着。小丽的父亲嗜酒成性，酒后的暴力成了家庭常态。这种暴力的阴影让母女两人不得不在生存的边缘作出许多自我伤害甚至互相伤害的选择。
展开剩余80%影片中，小丽拒绝了医务室老师递来的早餐，母亲则把自己所遭受的暴力转嫁到了女儿身上。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母女间的关系愈加复杂。影片的结局非常克制，简短的对话和母亲淡漠的回应“知道你过得好就好”，没有深究，也没有共情，简洁却令人心碎。小丽压抑多年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她的痛哭震撼了每一个观众，影片至此戛然而止。
这种反高潮的叙事手法，不仅精准地再现了女性创伤的深层次本质，更表现出生活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了潜藏的危机。影片通过细致的情节刻画，展示了女性创伤的持续性与隐秘性。比如，小丽对摩托车声音的强烈恐惧，许多经历过类似家庭暴力的人，必定能深刻感同身受。每一次引擎声响起，都代表着父亲的归来，也可能预示着暴力的再次降临。
小丽的每个夜晚都在不安中度过，她蜷缩在衣柜里拉上拉链，仿佛婴儿寻求母体的庇护。影片巧妙运用视听语言，刻意放大父亲摩托车的轰鸣声，使这一声音在影片中几乎压倒了其他所有的背景音，最大程度地放大了小丽主观世界中的恐惧感。
有一幕非常紧张，父亲回家后，小丽透过衣柜缝隙观察，感知到危险临近，她立刻拉上拉链，镜头定格在她的脸上，时间仿佛被冻结，空气凝固，观众也与她一同陷入无望的等待。这种几乎让人窒息的表现手法，将女性在家庭暴力中的无助与恐惧真实地传达给观众。
而这一切又源自何处？影片给出的答案，并非简单地将家暴的实施者视为单纯的加害者，而是通过更广阔的视角，揭示了深层的社会与父权结构问题。小丽的父亲虽然通过暴力来维持家庭的控制，但他同样充满压抑和无力感。他迫切需要妻子的回应和尊重，甚至以“家中之主”的身份强调自己的权威，但这种强硬背后，正是深层的脆弱。暴力，只是他用来掩饰自身无能的一种方式。
影片中的父亲角色，其实也在父权结构的重压下成为了另一种受害者。他的暴力并非单纯出自个性缺陷，而是在父权文化的长期塑造下，成为了社会规范的产物。无论是他尝试戒酒却屡屡失败，还是工厂接管后对妻女表现出的友善，他的改变都无法持续，因为其动机并非真正的对家庭的责任感，而是为了追求社会认同。他的暴力本质上是对父权结构的依赖。
影片通过三个女性的遭遇，揭示了女性的困境不仅来自个体的暴力伤害，更来自于结构性的压迫。影片中的三个女孩——小丽、莉莉和小丽的母亲——都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困境。小丽的母亲因早早与男人交往，遭父亲抛弃；小丽被母亲送去大姨家寄养；莉莉则被父亲遗弃，由奶奶抚养。这一代代的女性都在父权体系中找到自己无法逃脱的位置。
她们的困境并非偶然，而是社会环境纵容下的产物。影片中的理发店客人习惯性地认为女孩早早结婚；学校对家庭暴力置若罔闻；偶尔的关怀，也只是零星的善意。电影中“车站”这一意象成为了女性困境代际传递的象征——小丽的母亲曾在车站彷徨过，最终与将来家暴她的男人结婚；小丽和莉莉则通过逃课、化妆与陌生男性交往来寻找短暂的自由。每一代女孩似乎都曾站在这样的车站里，前路迷茫，归途无门。
尽管如此，影片并没有停留在绝望的描绘上，它更为观众提供了温柔的破局之道。小丽在逃课之后选择回家面对母亲的怒火，告诉莉莉“总要回家的”，并鼓起勇气劝说母亲离婚，与自己一同离开。多年后，她再次回到家中，试图与母亲沟通彼此的生活。这种“直面而非逃离”的态度，给打破困境的代际循环带来了新的可能。
《女孩》通过细腻的叙事方式，展现了女性面临的创伤与困境。这部影片让我们明白，每一代女性的挣扎并非孤立无援，它与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影片的价值不仅在于真实呈现女性的生存现状，更在于它激励观众直面创伤，勇敢突破困境。
那些困于“车站”的女孩们，唯有正视过去的痛苦，主动打破困境的枷锁，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前路。而影片所传递的力量，或许正是提醒每一位女性：即使没有现成的避风港，凭借自身的勇气，她们仍能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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